许冠文

第14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42]张颖慧：《我国古代的环境保护》，载《学习时报》2023年2月9日，第3版。其三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法律史的律家的精神。

[34]左亚文：《论中华和合思想的时代价值》，载《江汉论坛》2007年第2期。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由春秋战国时期的两个对立的学派，发展到汉代时的相互融合，以至形成以兼容并蓄为特征的中华法系，正是中国古人‘通达事理的产物。[2]这就说明，上古法制发展到华夏族王朝的夏已经是五刑俱全，其他各种刑罚也逐渐发展起来。参见《左传·哀公三年》，（晋）杜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993页。

[18]《会稽刻石》云：秦圣临国，始定刑名，显陈旧章，初平法式，审别职任。但成文法的出现毕竟意义重大，有学者对其积极意义予以充分肯定：子产‘刑书和赵鞅‘刑鼎是内容形式全新的新式法典，它们打破了西周以降‘单项立法‘议事以制的‘判例法的旧格局，是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如前所述，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与西方不同，西方是先有国家、后有政党，中国则是先有政党、后有国家。

例如，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做出了如下重要的顶层设计。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此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释：欧洲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监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领导成员或者机关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健全覆盖城乡同质化的解纷服务机制。

1.顶层设计：全面依法治国的总设计师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就强调指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要管宏观、谋全局、抓大事，既要破解当下突出问题，又要谋划长远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顶层设计上。中央组织部应当对省级党委、中央单位一把手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情况进行重点监督。

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从经济到政治，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显著优势的合力。各地要落实县乡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把法治乡村建设纳入本省、市、县法治建设总体规划，确定重点任务，分步实施，扎实推进法治乡村建设。在社会稳定方面，形成党委领导下协同共治解纷格局，彰显中国优势。同样的要求，也体现在入党誓词中，即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中央政法委委员、秘书长陈一新在介绍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的阶段性重要成果时披露，从1月至6月8日，全国有12576名干警主动向纪委监委投案。（一）中共中央成立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很好地发挥了总设计师、总规划师、总指挥、总工程师和总监理师的作用2018年8月，党中央成立了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长期执政党，如何防止一个长期执政党的腐败，如何跳出中国历史周期率，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重大课题。依据维护宪法和法律，对公职人员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从政以及道德操守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等。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提出，很多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如果制度化程度不够高，则现代化易导致社会动乱。因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党中央确立的习近平法治思想，阐释了中国全面依法治国的政治理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政治逻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政治立场。

其中把巡视作为党内监督的一项战略性制度安排，是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把利剑。二是探索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指标体系。原因何在呢？第一，发展中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历史传统不同。据经济学家张宇燕教授在《跨越大国赶超陷阱》一文中指出的情况，美国对于追赶者有一个70%定律（或三分之二定律），即每当别的国家的经济总量达到美国三分之二（约70%）的时候，美国就会采取一定的手段予以打压，打压的主要手段是贸易和货币战。第二，党政机构合署办公，是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党政机构，因职能（职责）相近而整合在一起，对外保留现有机构的牌子，对内实行一套管理制度，在一套班子的具体组织领导下，履行现有的各项职能。英国对罗马法的继受主要是原则和精神方面的，普通法中契约原则、遗嘱制度、衡平法和信托规则均来源于罗马法或明显受到罗马法的影响。

政党晚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90多年，晚于政权建立180多年。司法部法治督察局的同志撰文指出，他们既加强与党中央有关部门在线索问题等方面的协作配合，又积极邀请党中央各部门派员参加督察，近三年各部门派员参加督察200余人次，涉及近30个部委。

西方执政党是短期执政，而中国共产党是长期执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2017年已达到美国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二，2018年接近美国经济总量的80%。

2019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近代以来，不管是西方主流的法治理论，还是中国主流的法治理论，很少包含政党这个因素。

建立线上线下融合共享，一站式解纷服务体系，创造中国模式。五是拟制定的政法队伍建设重大政策措施。所以《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条规定，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

该条例第四条明确规定：该条例适用于选拔任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部门领导成员或者机关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国家监察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领导成员（不含正职）和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因为，民主党派成员在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有担任副职的惯例，但各级公安机关则无此惯例。

另一方面，外国侵略势力又与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采用一切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压迫手段，残酷地统治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比如，在中国主权领域内，现在不仅有一国两制，即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还有英美法系法律制度、大陆法系法律制度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法律制度，如何让它们共存、互补，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也给我们提供了进行创新的机会。

第二，资本主义法治的政治基础是资产阶级多党制、分权制衡制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政治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这一模式主要是由于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条件的逐步变化和发展，自下而上由传统法制走向现代法制的。

现代化对于大多数国家可能会导致政治的不稳定。反腐斗争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党内良好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为党和国家包括法治建设在内的各项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中央依法治国办公室经过深入调研论证、反复讨论修改，形成了规划征求意见稿，先后征求了各地方各部门意见、有关专家学者意见、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委员意见，形成了规划送审稿，先后报经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实施。2.制定《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破解一把手监督难题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实践表明，法治的关键是管住一把手。

二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在西方国家或其控制的世界银行等组织的软硬兼施下，照搬英美法系或大陆法系的制度。一是党的议事协调机构的办公室或秘书组设在相关行政机关。

第三，资本主义法治的文化基础是个人主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文化基础是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要强化对公权力的监督制约，督促掌握公权力的部门、组织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严格职责权限，完善权责清单制度，加快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

对此，毛泽东同志在与黄炎培先生的窑中对中提出了人民监督的思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自我革命的思路。二、世界上自下而上的内生型和由外而内的移植型两种法治现代化模式均不适合中国纵观世界各国法治现代化道路，主要有自下而上的内生型和自外而内的移植型两种模式，我们对它们虽有必要借鉴，但不能照搬。